 几天前，宿务情报站发布了暨南大学代帆教授的随笔《我的菲律宾大学》、《吃遍菲律宾》、《马尼拉：堵到让上帝绝望的城市》、《菲律宾的治安很差吗？》，有小伙伴评论称，“讲了些生活琐事，不像是教授写的。”介于此，小编特意向代教授索要了几篇正式论文以飨读者。特别需要提一下的是，上述几篇随笔源于代教授研究菲律宾十多年时间里的个人体验，已收入随笔集《跨越山海：菲律宾印象》，本书即将出版，敬请期待。本文原刊于社科类期刊《世界民族》2021年第3期。
摘要：自1975年菲律宾华侨大量加入菲律宾国籍，成为菲律宾公民以来，菲律宾华人在政治认同上已经转向菲律宾。不过，菲律宾华人在文化上与本土社会的融合注定是漫长的过程。一方面，华人与菲律宾本土社会正发生较深层次的融合，在文化传统和行为习惯上已经日渐本土化。比如华人在家庭中以闽南语和他加禄语为主要使用语言，且使用他加禄语的比例趋高。华人习惯庆祝菲律宾本土节日，对跨族群婚姻持更加包容的态度。另一方面，菲律宾华人又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华人的文化和身份认同，中华文化的烙印依然清晰可见，对祖籍国中国依然持有很大程度的好感。本土华人社区的文化坚守、中国新移民的流入以及中国影响力的扩张，使得菲律宾华人得以在持续的本土融合进程中维持其族群文化与认同。
Integration and maintenance: identity of Chinese Filipino
----A field research in Manil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Academy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hinese Filipino as a whole has become part of the host society since 1975 when plenty of alien Chinese residing in the Philippines chose to naturalize to be Philippine citizens. However,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Chinese Filipino with the host society started to evolve further. On one hand, Chinese Filipino has been integrating with local society and became more and more localized in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behavioral habits. For example, Minnan and Tagalog languages are the most used languages in Chinese families with increased frequency use of Tagalog. Chinese Filipino are now used to celebrating local festivals like Christmas in the Philippines and taking a more inclusive approach to interracial marriage. On the other hand, Chinese Filipino still inherit Chinese culture and maintain their ethnic identity to a large extent, they still hold good impression and affinity for China. The Chinese Filipino’s continuous endeavor to inheriting and protecting Chinese culture, the influx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s to the Philippines, as well as the rising of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expansion in the world have enabled the Chinese Filipino to maintain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thnic identity when integrating with local society.  一、引言
（一）菲律宾华人社会的历史
早在西班牙殖民菲律宾群岛之前，中国人即已开始移居菲律宾。在西班牙占领菲律宾群岛的过程中，尽管殖民政府对华人采取诸多经济和政治上限制措施，却鼓励华人归化加入天主教，以及华菲之间的通婚，并对归化华人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后者甚至可以在菲律宾群岛旅游和经商。西班牙殖民菲律宾的近四百年历史，同时也是华人不断融入本土社会的历史，也因此一度在菲律宾衍生一个庞大的华菲混血儿群体美斯蒂索（Mestizo）。不过，随着大陆移民源源不断的流入，尤其是在西班牙殖民统治后期放松对华人移民的限制后，华人群体的流入以及在数量上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菲律宾华人社会与中国大陆的联系以及在这一群体对中国的认同。
1902年，美国将《排华法案》引入菲律宾，限制菲律宾华人移民和华人地位。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菲律宾华人积极地对抗美国《排华法案》，对法案的对抗使得菲律宾华人社会得以团结起来，而对1921年簿记法的抗争----这次抗争从1921到1926年长达六年，则是菲律宾华侨历史上的转折性活动，它标志着菲律宾华侨社会的最终形成。到了30年代，受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菲律宾华侨华人民族意识日益发展，并激发起组织华人社团的要求。华侨由此建立各类社团，形成了各地、各阶层都有自己社团的局面。此外，美国殖民当局有意发展教育并且鼓励民间兴办教育，华人也希望通过创办学校来改变土生子女部分同化于当地的情况，华人由此在马尼拉创办了第一所华文学校。华文教育的发展也为华文报业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因此，在美统时期，华人最终形成具有完整社会职能的单一社会，成为处在菲律宾大社会中却相对独立的少数族群社会。社会职能的齐全，使华人社会能够向其成员灌输中华文化，藉以维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即中华文化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1946年菲律宾独立之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菲律宾政府采取一系列“菲化”运动排斥华侨在经济领域的活动，并对华人移民及归化政策做了严格限制，不让华人融入菲律宾主流社会。在菲化运动的压力下，菲华社会也被迫进行调整，比如在经济上改变以往以零售业为主，改向其他经济领域拓展，在政治上认同开始本土化。1975年中菲建交前夕，马科斯政府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放宽对华侨入籍的限制，从速解决入籍问题，消除中菲建交后华侨可能出现的亲华倾向、对中国的归属感以及对菲律宾的游离心态，避免今后给中菲关系带来阴影。因此，在不影响菲律宾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迅速有效的将华侨转变为菲律宾公民成为马科斯政府华侨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此外，马科斯总统还采取一系列政策对菲律宾侨校进行菲化，包括禁止使用台湾课本和参考教材，规定华校一律用菲律宾学校的课程。通过菲华政策，大部分华校纳入菲律宾国家教育体制监督下，华语只作为一门外语教授。马科斯的入籍政策使华人获得与当地菲律宾主体民族平等的政治地位，加速了华人与主流社会的融合进程，从此菲律宾华人从移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完全成为当地社会的一员。
时至今日，菲律宾华人人口大概在160万左右，约占全国1.1亿人口的1.4%， 且大多生活在大马尼拉（Metro Manila）、宿务(Cebu)、达沃(Davao)和碧瑶(Baguio)等大城市，尤其是大马尼拉，后者聚集了全国近2000万人口。因此在大马尼拉区域的中国城（China Town）以及奎松市（Quezon）、马卡蒂（Makati）等地，聚集了全国最多的华人人口。就职业选择而言，尽管华人从政或从事文化教育等工作的并不在少数，但从整体而言，菲律宾华人经商的比例依然非常高。在零售、金融、交通、房地产、生产制造等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都活跃着华人的身影。在福布斯公布的菲律宾前十大富豪榜中，华人长期占据其中的七位。
2022年是少有的菲律宾十大富豪排行榜上仅仅出现6菲华富豪的年份，他们分别施氏兄弟姐妹、吴诗农及姐妹、孔尚治及兄弟姐妹、陈觉中、蔡启文、吴聪满。
（二）问题提出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民族“……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这一界定赋予民族主观想象的含义。而且，族群的界限是可以改变的，比如两个不同的族群可以“合并”成一个新的族群，一个优势的族群可以将其他族群吸收，同一个族群可以“分裂”成不同于原先母族群的两个全新族群（division）。可见，身份认同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或者只向一个方向线性发展。
自1975年中菲建交以来的二十年，是菲律宾华文教育全面衰退的时期，也是华人加速融入本土社会的二十年。在这一时期，尽管菲律宾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长期亲台湾的政治传统让菲律宾华人社会与中国大陆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不过，自90中期以来的二十年，菲律宾的华人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菲律宾华社的顶梁柱菲华商联总会改变其一贯的亲台湾立场以来，菲律宾华社开始与中国发生密切的互动，包括经济投资与人员往来。比如，越来越多的华人开始学习中文，到中国大陆旅游，或者参加包括“寻根之旅”在内的各类文化活动。其二，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近20万中国新移民陆续定居菲律宾，这一群体的流入给菲律宾华人社会注入了大量新鲜的血液，对当地的华文报纸、华人社团带来较大的变化。这些移民大多数来自中国福建，，他们与活跃在唐人街、传统的福建籍菲律宾华人社团互动密切，不仅大量加入菲律宾华人社团，而且还在社团中担任领导职位。第三，随着中国的崛起，无论是它对海外华人的吸引力，还是它所采取的积极的侨务政策，甚至“一带一路”政策所带来的互联互动，可能都会对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
那么，上述环境的变化对菲律宾华人的认同与融合之路构成了何种影响？基于这一问题，笔者在菲律宾进行了一系列的田野调查，探讨当前菲律宾华人认同的现状以及对中国的认知。本研究首先将从历史纵向的角度，探讨菲律宾华人认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出现的变迁，其次，研究还将引入其他变量，探讨菲律宾华人的族群认同与其他变量的相关性。
（三）研究方法
2014-2019年期间，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在东南亚八国（越南和新加坡除外）进行一项题为“东南亚华裔新生代的认同及对华态度与认知”的大型调研，菲律宾的调研是其中的一部分。该研究旨在从历史的视野，考察菲律宾华裔新生代的认同及对华认知。2015年7-8月，课题组在大马尼拉地区的菲律宾侨中学院（Philippines cultural college)、天主教崇德学校（Saint Jude Catholic School）以及雅典耀大学的孔子学院（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发放问卷。问卷包括30个题目，从文化、宗教、身份认同、对华认知等角度考察菲律宾华裔新生代的认同及对华认知。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843份，其中菲律宾国籍754份，中国国籍者90份（大部分为中国新移民子女）。若无单独说明，本研究仅使用754份菲律宾国籍的华人受访者信息，运用SPSS17.0软件进行分析，同时围绕部分问题，对菲律宾华人进行访谈。  （四）文献回顾
认同来源于拉丁语，其本意在于确定归属，是个体在集体中寻找归属感和安全感的一种体现。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对认同进行相应的划分，比如个人认同和集体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等等。在本研究中，将主要使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概念。“政治认同是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在某些重要的主观意识上，此是他自己的社会认同的一部分，特别地，这些认同包括那些他感觉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 而文化认同也指族群认同，指个体对本族群文化、语言和身份属性的认可与归属感。
认同研究一直是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对菲律宾华人认同的研究并不少见，尤其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期间，围绕这一选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陈烈甫在《菲律宾的民族文化与华侨同化问题》一书中，对三代菲律宾华侨的认同问题做了详细研究，是菲律宾华人认同研究的奠基性著作。陈烈甫认为，随着代际的更迭，新一代华人的文化认同更倾向于当地社会，菲律宾华侨在保持自身特性和传统文化时，应该积极主动融入菲律宾主流社会。
菲律宾华人学者施振民是研究菲律宾华人认同问题的先驱，《华人移民：施振民教授纪念文集》收录了其研究菲律宾华人的几乎全部成果。施振民认为，由于长期的文化孤立与封闭，加上华文教育的保守和没落，六十年代华人青年以及日趋菲华。新生代的华人日益失去对传统华人社团的兴趣，尽管在70年代初期华人社团一度繁荣，各类宗亲和同乡组织继续存在，但很可能随着第一代移民的消失和华人文化的式微而走下坡。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施振民将华人大致分为四个群体，分别是出生中国生活在马尼拉、出生中国生活在外省、出生在马尼拉、出生菲律宾外省的华人，以此探讨地域对华人认同的影响。他认为，出生中国但生活在马尼拉的华人是菲律宾华人社会的中坚，他们一般五十岁以上，有着非常深厚的中国认同。出身中国但居住在外省的华人，尽管维持着类似的中华价值观，但在外省生活的经历让他们习惯与菲律宾人交往，并且发展出菲律宾的认同。本土出生的华人更加年轻，也是菲律宾华人社会的主体，他们缺乏对中国的直接感受。出生生活在外省的华人群体，因为身处菲律宾人占主导地位的环境之中，因此他们看起来更像菲律宾人而不是华人，而出生生活在马尼拉的华人，很多人得以继续从中国出生的华人那里学到华人传统的文化价值和认同，但他们不再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对与中国有关的事物抱有同样的情感。
族群与认同研究传统属于定性研究的范畴，但自50年代以来，不少研究综合运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来探讨菲律宾华人的族群性与认同，比如魏特曼本人在50年代末期有关菲律宾社会反华的研究。此外，有两项研究尤其引人注目，分别是杰拉尔德.麦克比斯（Gerald A. McBeath）的《菲律宾华人政治融合》（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the Philippine Chinese）和罗伯特.提尔曼（Robert O. Tillman）的《中国人还是菲律宾人？----菲律宾年轻华人的族群性与政治》（Chinese or Filipino? Ethnicity and politics among Philippine-Chinese Youth）， 这也是被中国学者普遍忽视的两部重要研究。
《菲律宾华人的政治融合》一书基于作者杰拉尔德·麦克比斯在1969年对2490名华人学生的问卷调研。在该研究中，作者运用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的方法，探讨菲律宾华人融入菲律宾社会的进程。作者认为，菲律宾华人在语言方面已经融入菲律宾主流社会，宗教信仰上已实现菲律宾本土化，价值观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还保持中华价值观念，但同时也接受了菲律宾的价值观念，华人与菲律宾社会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
罗伯特·提尔曼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以菲律宾全国多所学校的1500多名华人学生为研究对象，对他们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探讨了菲律宾年轻华人的政治社会化与认同，尤其是对影响菲律宾华人的“中华属性”（Sinicity）、身份认同的家庭、教育、居住地点、性别等多种可能的因素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翔实的、1975年华侨大规模入籍菲律宾之前的有关年轻华人认同的景象。笔者认为，上述两个基于大型定量研究的成果是我们在研究菲律宾华人认同问题时不能回避的。当然，其他一些学者的成果尽管未必基于定量分析，但也不乏真知灼见。
到了90年代，菲律宾华教中心以及菲律宾著名华裔学者洪玉华先后也曾先后进行了类似的调查，以考察菲律宾华裔学生的文化认同与族群关系。1991年，菲律宾华文教育中心对大马尼拉地区华校进行“菲律宾华文学校学生的文化背景与认同意识的调查”，研究调查了143名华人学生，认为菲华年轻一代不仅在理智上，而且在感情上也明显地倾向于菲律宾。与此同时，华人学生大都希望接受华文教育，保留中华文化的素质。对于祖籍国中国，华人仍抱有传统的好感。洪玉华在1995年的问卷调查共有510名受访者，分别来自华文学校、校友会、家长协会和NGO组织，在该项题为“菲律宾华人的族群认同”调研中，作者较为全面的分析了90年代中期华人认同的现状，显示大多数年轻一代华人已经确立了其作为菲律宾华人的认同取向。
上述不同时期的定量研究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前期基础，为了更好地展示华人认同的变化，本研究在问卷设计上借鉴了部分调研问题，且在研究中将上述1969年、1991年、1995年的研究与笔者在2015年的研究进行纵向比较。
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对菲律宾华人认同的研究更倾向于历史和综合分析，当然也有少数研究成果使用了定量研究和田野调查的方法。如章石芳等人选取菲律宾大马尼拉区、吕宋区、未狮耶区、棉兰佬区四个地区的华校学生共2021人进行抽样调查，从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社会关系等角度分析菲律宾华人中学生的族群认同。该研究田野调查覆盖面广，有一定的深度，但由于该研究的立足点是菲律宾的华文教育，因此对华人认同的分析偏于简单。沈玲的《认同转向之下菲律宾华人家庭民族语言文字使用研究——基于500多名新生代华裔的调查研究》一文， 结合对500多名菲律宾新生代华裔的问卷调查，对华人家庭成员主要使用的语言进行调研，作者发现新生代华裔在华文传承方面较为坚持，但实际华语水平不高，未来情况不容乐观。作者的视角仍然偏向华文教育研究。不过，这些成果仍然从不同的视角展示了当代菲律宾华人认同的部分特征。
50披索纸币上的前总统塞尔吉奥·奥斯梅尼亚。很少人知道，奥斯梅尼亚有一个不怎么使用的中文名——吴士敏。奥斯梅尼亚家族和菲华富豪吴奕辉家族、吴天恩家族均源自百年前赴菲的吴文鮡、吴文钊兄弟。有意思的是私生子奥斯梅尼亚彻底融入了菲律宾主流社会，甚至成了总统。而吴奕辉、吴天恩等吴家后人却仍然坚持华人认同。
二、问卷结果
本研究的754位受访者大多数年龄在35岁以下，其中12-17岁年龄段的比例为77.2%， 18-34岁的比例为16.5%。就职业而言，82.3%的受访者为学生，其次是专业人士和公司职员，分别占10.6%和5.6%。在学历上，中学和大学或以上学历的比例分别为74.5%、21.8%。在宗教信仰上，天主教和基督教是菲律宾华人最主要的宗教信仰，占比为85.9%，信仰佛教的比例为15.2%。
 *问卷的受访者一般是初三学生和高中生，因此在年龄上一般都在15岁以上
（一）宗教信仰
 早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殖民政府认为华人移民带来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会影响其殖民统治，并阻碍菲律宾土著皈依天主教，因此制定各种归化政策，同时在税收、居留、婚姻等方面给予华人天主教徒各种优惠，以引诱更多华人加入天主教。在西班牙殖民者对华人大屠杀、大驱逐时期，华人天主教徒也能免遭驱赶。基于此，不少华人选择皈依天主教。从表2可以看出，早在60年代，菲律宾华人社会即以天主教为主要的宗教信仰。
不过，多重信仰也在一定范围存在，研究发现，少数华人除了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也保有华人传统的信仰如佛教和道教信仰。把基督教信仰和中国的宗教信仰融合起来崇拜，是少数菲华宗教信仰活动的一个独特现象， 并且在老一辈的菲律宾华人中尤为普遍。比如在马尼拉唐人街（中国城）岷伦洛教堂（Binondo）的后墙上，矗立着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下方常年摆放香烛，供过往华人烧香祷告。据笔者多次观察，大多数参拜者都是中老年华人，他们会先燃烧香烛，同时给十字架献花，再双手合十进行祷告。
（二）家庭主要庆祝节日
 节日在文化传承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在家庭主要庆祝节日方面（表3），整体来看，华人仍然习惯庆祝新年、圣诞节和万圣节这样菲律宾本土节日，比例分别为93.4%、89.4%和63.6%，而庆祝华人传统节日如春节、中秋节和清明节的比例则远低于对菲律宾本土节日的重视。此外，18-34岁年龄段的受访者庆祝春节和中秋节的比例远高于12-17岁的受访者，这说明年龄较大的华人受中华文化的影响更加深远，年龄小的华人更倾向于庆祝菲律宾本土节日，说明年轻一代与菲律宾主流社会融入度高于年长一代华人，在认同上更加本土化。
尽管圣诞节是菲律宾华人社会最主要的节日，但在春节期间，华人家庭仍然以一定的仪式来庆祝春节。45岁的Grace是在菲律宾出生的第二代华人，信仰基督教。她表示，父亲在世的时候，家里会比较重视春节，父亲去世后家庭则主要庆祝圣诞节。不过，每逢春节，家庭仍然会以各种形式庆祝春节，比如家庭聚餐，或者穿红色衣服去侨中学院附近的寺庙祭拜，吃团圆饭和其他华人特有的食品。农历正月初一一定要准备果篮，里面还要放上系着红色纸条的生姜，大门两侧要摆放菠萝，并用金色的硬币装饰菠萝里面，寓意着发财，母亲还会给晚辈发红包。
 （三）身份认同
族群身份是个体将自己归属于某一特定的族群，而自己的思想、意识等也受到这一族群身份的影响。在洪玉华1995年的调研中，有关族群身份的认同上，作者分别设置了“有中国血统的菲律宾人”、“菲律宾华裔公民”、“有菲律宾血统的华人”和“其他”四个选项，其中选择“菲律宾华裔公民”的选项最高，达50.2%。本研究则将华人的族群身份认同三大类别,其中“菲律宾人”和“华侨”身份代表认同的两个极端，“菲律宾华人”表示华人文化与菲律宾本土文化结合过程中，华人坚守自己华人身份认同。如表4所示，选择菲律宾人的比例为10.3%，选择菲律宾华人的比例高达75.9%，这说明在与菲律宾主流社会融合过程中，尽管有小部分华人被同化，但是大多数的菲律宾华人仍然坚守着自己的华人身份认同。就年龄差异而言，年长的华人比年轻的华人更认可自身的族群身份。以上数据对比说明，在过去二十年中，华人实际上一直在坚持着自身的族群身份认同。
 杰拉尔德·麦克比斯和施振民在60年代末和80年代的研究分析了地理因素对华人认同的意义。麦克比斯发现，其一，距离马尼拉越远的地方，对华人身份的认同感反而越强。不过，马尼拉的华人觉得自己比外地华人更具有华人属性；其二，华语说地越好的华人，其对华人身份的认同感也越高。
表5 距离和语言对身份认同的影响（杰拉尔德·麦克比斯,1969）
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距离因素也许不再像其以前一样对华人认同构成实质的影响，但正如施振民在80年代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地理因素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尤其是地理因素可能和其他因素共同发挥作用。
首先，马尼拉岷伦洛区的中国城是华文学校、华文报纸、华人社团，以及福建籍中国新移民的主要聚居区----有助于构筑一种族群之间在物理和心理上的藩篱，在这样一种环境熏陶下成长的华人，自然自身的中华文化属性较为强烈，也更倾向于认同自身的华人属性。其次，在大马尼拉的其他区域，华人的认同则更加多元化。由于传统中国城地理狭小，几无拓展的空间，华人社会其实一直在向其他区域拓展。早在自上个世纪60年代，在大马尼拉的青山（Green Hills）、奎松巴纳威(Banawe)等地，一些比较富裕的华人即已相继形成了新的华人聚居区。不过，在这些非传统华人区的华文学校如光启学校（Xavier School）、义德学院(Immaculate Concepcion Academy)就读的华人学生，往往被认为过于本土化，不是纯粹的华人。而且，为了保护自身的财富，或者谋求更多的经济或政治利益，或者基于简单的门户偏见，一些富有的华人家庭可能会与富有的菲律宾人家庭联姻，他们的后代也因此日益本土化。在菲律宾，大家族之间相互联姻，以谋求更大的经济或政治利益，乃是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
但是，在大马尼拉以外的其他城市如达沃、碧瑶等城市，笔者的发现与麦克比斯在60年代末的观察有相同之处。这些城市的华人相对而言更加传统，华人父母尽可能要求他们的子女在华文学校读书，尽可能结交华人朋友，以更好地维系他们的华人属性。
不过，在更小的一些乡镇，少数一些华人身处菲律宾人的汪洋大海之中，无论是商业伙伴，还是通婚对象，他们都更可能在族群之间而不是族群内部做出选择。更不用说那些贫穷华人，由于其经济上的弱势地位，他们更可能被主流社会融合并同化。时至今日，生活在菲律宾小城镇上的、依然带有明显华人特征的菲律宾华人，其实大多都是华人与菲律宾人通婚的后代，他们大多还记得自己曾经有个华人的祖先，但仅此而已。
 （四）家庭主要沟通语言
  从表6可以看出，60年代末，菲律宾华人家庭主要使用闽南语和菲律宾他加禄语，且闽南语的使用比例超过他加禄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人使用闽南语的比例持续下降，而使用菲律宾语的比例已经超过闽南语。1995年洪玉华的调研数据显示，华人使用闽南语的比例只有12.2%，对比前后几个历史阶段的数据，以及笔者在菲律宾的田野调查，这一比例显然不符合现实。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该学者的调查方法，即该调查问题被设置为单选题，受访者不得不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在现实生活中，华人使用多种语言的现象非常普遍。总体而言，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菲律宾华人家庭已慢慢融入菲律宾主流社会，家庭语言的使用也正反映了这一渐进的本土化趋势。
此外，新生代华人自小在菲律宾接受当地教育，与菲人长期相处，其生活方式、思维观念和价值观都深受当地影响。他们更倾向于把他加禄语视为第一语言，与他们的祖父辈相比，他们对菲律宾文化更加包容。正是在菲律宾教育和社会环境的熏陶下，华人对语言的选择和使用逐渐本土化。表7数据进一步显示，18-34岁年龄段受访者使用菲律宾语比例相对要低于12-17岁受访者，而使用闽南语的比例则相对要高出很多。当然，在实际的家庭生活中，菲律宾华人可能习惯说多种语言。以祖籍福建的华人许先生为例，其四个孩子都曾经或者正在就读著名的私立华校侨中学院，夫妻之间以及夫妻与四个孩子的沟通使用闽南语，孩子之间沟通则同时使用闽南语、他加禄语和英语，两个幼子因为在长期由菲佣陪伴，因此更多使用他加禄语而更少使用闽南语。
 （五）语言能力
1973年1月，菲国会通过新宪法，规定教育机构应该由菲律宾公民控制和管理，不允许建立外侨拥有的教育机构。同年4月，马科斯总统颁布第176号关于外侨学校全面菲化的法令，对华侨学校所有权、管理权和课程设置等做了明确的规定，给予侨校三年的过渡期，至1976年所有侨校完成菲化。政府要求学校不得采用外国编的教程，只能用菲律宾教育部所颁布的标准课程，并且中文只作为选修课存在，每天教授时间不超过100分钟。自此，菲律宾华人的华语能力开始急剧下降。
在1969年调研中，受访学生普通话、英语和菲律宾语流利（Fluent）的比例分别是32.9%、37.7%、59.6%。洪玉华1988年的调查显示，受访学生菲律宾语和福建话流利的比例分别是85%和47%。1991年的调查显示，彼时华人虽然菲律宾语能力最好，但认为自身华语普通话和闽南“完全没问题”比例分别为29%、49%。而2015年的数据则显示，华人的华语能力持续大幅下降，认为自身普通话和闽南话“非常好”的比例分别下降到8%和15.6%。不过，表9显示，12-17岁年龄段的受访者，无论是普通话还是闽南语水平，都显著高于18-34岁受访者，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菲律宾的华文教育正在逐渐取得成效，年轻一代华人的华语水平有提高的迹象。菲律宾华文教育中心主任黄端铭表示，菲律宾华人社会长期致力于通过“输血计划”和“造血计划”改善菲律宾的华文教育师资和教学水平，同时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也极大提升了华文的经济价值，因此如今菲律宾华人社会学习华文的环境已经发生很大改观。这或许可以解释年轻一代华人华语水平的改善。  
如表10所示，在60年代，无论是父母还是受访者本人，超过一半的人对跨族群通婚持反对意见者，且女性的反对比例明显高于男性。但时间的推移，华人对跨族群婚姻的反对态度持续下降，这一态度的转变正印证了菲律宾华人与本土社会关系的变化。1975年之后大量华人加入菲律宾国籍，客观上促使菲华族群在社会人际关系、生活方式的接触，在语言、生活习俗等方面的交流和融合突破了族群之间文化、血缘和心理疆界的区分，拉近了华人少数民族和菲律宾主体民族间的族际距离，促进了族际通婚的增加。尽管2015年的数据中直接表态赞成跨族群通婚的比例看似不高，但实际上31.6%持“无所谓”态度的人，大多倾向于赞成或者有条件赞成跨族群通婚，而持不赞成的比例仅为16.4%，远低于60年代和90年代的比例。不少受访者表示，在婚姻对象的选择上，按照父母亲想法,肯定嫁给华人比较好，但只要另一半接受中华文化，他们本人都可以考虑。对大多数年轻华人而言，他们在婚姻上考虑更多的是彼此之间适合度，而不是族群差异。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12-17岁受访者对跨族群通婚的认可度居然低于18-34岁年龄段受访者。
表11显示，华人对族群关系的认知整体比较积极。不过，比较而言，年轻受访者对族群关系的认知和评价更加积极和正面。
 （七）对中国的态度与认知
廖赤阳、黄端铭等人在1991年的研究中，要求受访的华人学生在几组球队中选择支持对象，比如北京队VS马尼拉队、台湾队VS马尼拉队、北京队VS福建队、中国大陆队或台湾队VS其他国家队。研究发现，北京队或台湾队对马尼拉队时，对马尼拉的支持均高居首位，支持马尼拉者是支持北京者的近两倍，是支持台湾者的五倍，而当北京队与福建队比赛时，支持福建队者是支持北京队的三倍。在与马尼拉队以外的外国队比赛时，支持大陆和台湾者，均达80%。洪玉华在1995的问卷中测试的是受访者对中菲两国篮球队的支持，支持菲律宾队和中国队的比例分别是75.9%和15.9%。上述研究显示，菲律宾华人在政治认同上明确指向菲律宾，不过对祖籍国中国依然持有一定的认同。
在2015年的研究中，笔者同样设置了类似的选项。研究发现，第一，与之前的研究一样，菲律宾华人在政治认同上以菲律宾为主。随着代际的更迭，华人支持菲律宾比例越来越高，支持中国队的比例递减；第二，在中国大陆队与其他国家之间，受访的菲律宾华人依然更支持中国，但这一支持度已经有所下降。有受访者表示，只要不是彻底被同化的华人，对祖籍国中国都会有一定的偏好和感情。第三，最大的变化发生在福建队和北京队之间，即对北京队的支持远远超过对福建队的支持。福建是大多数菲律宾华人的祖籍地，在上个世纪90年代，菲律宾华人可能仍对祖籍地有很强的感情。随着时间的发展，尽管菲律宾华人与中国的联系更加频繁----不管是菲律宾华社组织到中国交流和访学，还是中国方面邀请菲律宾华人参加国内活动，但实际上华人与祖籍地福建的关系反而淡化，而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则更多的被华人接触和感受。
 三、讨论与思考
菲律宾华人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群体，但本研究的田野调查点主要集中在菲律宾的大马尼拉区域，对外岛的华人则关注不够----当然不排除部分受访者来自外岛，这也构成了本研究的一个不足之处。尽管如此，通过对上述不同时期的历史数据的比较分析，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当今菲律宾华人的认同所呈现的一些趋势和特点。
第一，整体而言，无论是语言的使用、语言能力、宗教信仰、文化特性，还是社会交往与族群关系，菲律宾华人与本土社会的融合趋势仍然在不断推进。一方面，随着代际的更迭，菲律宾华人在整体上不断融入当地社会，另一方面，菲律宾华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坚守着华人的身份认同，并没有被同化。
第二，年轻一代菲律宾华人的本土化更深入。无论是庆祝中华传统节日，还是语言的使用上，12-17岁年龄组相比18-34岁的年龄组展示了更进一步的本土化和融合程度。越是年轻的受访者，他们庆祝中华传统节日、使用中国方言、参与华社的意愿的比例就越低。
第三，随着代际的更替，华人的本土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研究发现，第二代移民中信仰佛教的比例远高于其他代际的华人，并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从第二代华人到第四代及以上华人，佛教和天主教信仰的比例一降一升的趋势，一方面正体现了华人逐渐融合本土社会的趋势，另一方面也说明第二代华人受中华文化的影响最深。
大到国家的教育政策和语言政策，以及族群所处的社会环境，都会对个体的认同构成结构性影响，这也是菲律宾华人持续融合主流社会的外在推力。另一方面，相较于东南亚地区其他国家的华人，菲律宾华人具有其独特性，我们还需要综合考虑经济、地理、社会结构甚至家庭等因素对菲律宾华人认同的影响。
首先，如前所述，菲律宾华人人口数量较少，不到200万，人口比例上的极少数确实容易被融合入主流社会，但是，大多数菲律宾华人生活在大马尼拉、宿务、达沃等大城市，而且为数不少的华人如今依然围绕着马尼拉市的中国城开展他们的社会交往和商业活动，这种族群聚集区在主流社会的包围之下形成了一种半封闭的“族群飞地”，生活在其中的个体因此得以维系其族群和文化身份。与其他国家大多已经逐渐衰落的华人区相比，位于马尼拉岷伦洛区的中国城依然显得生机勃勃。中国城如今不仅生活着大量华人，而且在商业上依然非常活跃，是整个马尼拉乃至全国的商业中心，也是不少华人心中的文化圣地。
第二，不同于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人口较少的菲律宾的华人社会在本质上依然是一个商业社会，华人以商业活动为中心建立了各种商业活动网络，维持着密切的族群内部互动。尽管年轻一代的华人在行为模式、商业规范和社会交往上日益本土化或者西化， 但密切的族群内部交往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能够有效建构不同族群之间的界限，并得以内向的维系华人的身份认同，以上华人的社会交往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菲律宾华人社会是个高度结社的社会，尽管其人口不到200万，但无论是在社团数量，还是社团活动上，菲律宾华人都呈现了世界范围内非常罕见的活跃。尽管菲律宾华人社团的准确数量不得而知，但数以千计是可以接受的， 尽管其中存在不少“僵尸”社团，但是大量围绕业缘、宗族、校友会、地缘，甚至文化而建立的各种华人社团——不少社团正与中国建立日益密切的文化和商业往来，无疑有助于建立并不断强化族群的自我身份。
第四，中国新移民的涌入也为菲律宾华人社会的注入了新鲜血液。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大量来自中国福建的中国移民涌入菲律宾，他们更倾向于围绕中国城建立他们的社会和商业网络，从而给本土华人社会带来了新的变化，并且首先反映在华人社团的结构性变化上。尽管新生代的华人并不积极加入传统的华人社团，但随着新移民的不断流入，活跃在中国城的传统上以福建和广东移民为主的社团，开始不断吸纳中国移民会员。闽南语仍然是这些传统社团的主要工作语言，华人与中国新移民----主要是福建移民之间的共处开始变得逐渐融洽。其次，大量中国新移民的流入也带动了华文报社的繁荣，一些传统的华文媒体开始推出微信和互联网平台，并以此将更多的华人粘合在一起。此外，中国城附近以侨中学院、中正学院为代表的菲律宾华文学校，也开始招生更多中国新移民的子女，因此与中国文化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此外，中国经济崛起以及中菲之间日益密切的经贸往来和人员互动，华人可能在其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由此可能重新燃起华文学习的热情----这一点在东南亚不少国家已经得到验证，并且进一步暴露在中华文化的影响之下。
最后，作为社会单元的家庭在个人认同的构建中一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上华人认同在代际之间的差异，往往与家庭环境密不可分。在有些华人家庭，第三代华人因为和祖父母一起长大，因此能够掌握闽南语并继承家庭的价值观，而在另外一些家庭，由菲佣抚养大的华人小孩，则可能丧失闽南语能力并且呈现更多的本土特征。
总之，在全球化时代，菲律宾华人的认同演变可能会呈现非线性的发展。一方面，作为当地社会的少数族群，华人与本土社会的融合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本土华人社区的坚守、中国新移民的流入以及中国影响力的扩张，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拉近华人与中华文化的距离，后者因此得以在持续的本土融合进程中维持其族群认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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